中国抗战时期的宜昌大撤退，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二战期间，希特勒入侵法国，将英法联军围困到法国的海滨城市敦刻尔克。就在德军狂轰滥炸后稍事休整之际，英国海军调动所有船只，用9昼夜时间，将被围困的33万盟军和装备，通过英吉利海峡全部抢运到了英国。这次撤退，即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然而，在这次大撤退发生前一年多时间里，在世界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也发生了一场十分相似的大撤退。那是1938年，地处长江三峡的宜昌，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

最早将“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然而，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卢作孚 (1938年初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

人流汇宜昌

峡口之城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它又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

60多年前，在民族危亡紧要关头，宜昌即成为受全国关注的咽喉。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1938年春，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流、物流，冒着敌机的轰炸，从长江上游、华北、华中地区涌向四川，来到宜昌。1938年10月，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后，这股撤退潮一时达到高峰。

此时，只有10.5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人们都焦急盼望能尽快让他们“换载”上船，而人多船少，为等购船票，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从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有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

据当时报载，1938年内先后到过宜昌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汪精卫等众多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还有各界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宜昌一时间名流云集。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黄松龄、王芸生、于毅夫、程希孟等来宜，参加抗日演讲。华东及上海等地文艺团体西迁来宜，上海业余剧团、上海影人剧团著名演员赵丹等在宜昌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杨主演《沈阳之夜》，江苏剧团演出《夜光杯》。演艺界著名人士曹禺、熊佛西、沈西苓、宋之的、谢添、陶金、陈波儿等在宜演出抗日救亡剧目；贺绿汀在宜昌哀欧拿中学义演，女作家谢冰莹等在宜组织抗战救护活动。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陶铸、钱瑛、曾志、何功伟、雍文涛、韦君宜、刘真、马识途等来宜在鄂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展组织；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三姐妹也同样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兵。

“对岸山如金字塔，泊江输作旅人家。”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在宜昌住在民生公司用江轮改成的旅店，写下《宜昌杂诗》数首，吟咏到宜见闻。在来宜昌的人流中，还有一批批从华北、华东战区抢救出来无家可归的孤儿难童数千名。他们是由战时儿童保育院(这个组织是经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提议建立，并决定在宜昌设立难童接送站)将各地送来的难童，集中组织在宜昌，送他们乘船进川。

人员物资进川要一年时间！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撤迁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也先后运到宜昌，等候换载入川。

1938年秋，宜昌江边从一马路到13码头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急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而此时日军正在疯狂地向宜昌推进，敌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

更为严峻的是，自这年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

同时，由于中国军队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大批难民和伤兵还在不断地涌进宜昌，几十万出川抗战的部队和装备，也急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

要在40天时间，完成这样大的运输量，除非出现奇迹。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艘船运载量只有200-600吨。依当年运力计算，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每天，民生宜昌分公司怀远路办公楼被购票的人群挤成里三层外三层，一些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甚至掏枪威胁要船。运输秩序混乱，又使运输的阻塞加重，人心非常恐慌。

卢作孚其人10月23日，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到达宜昌。半个多月前，他设法拒绝了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此命令要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绝敌路的做法。他要竭尽全力，组织他的船队参加抗战救亡。

卢作孚，1893年生于四川合川一个贫寒之家，小学毕业即辍学，随后前往成都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寻求救国途径。17岁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23岁在成都《群报》当记者，26岁成为《川报》的总编。他立志自己一生的目标是富国强民，实业救国。

1925年，卢作孚从创办现代航运企业着手，以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目标，成立民生轮船公司，靠乡亲、朋友、地方绅士的支持，以8000元资本购买了一条仅70余吨的小客船，艰难起步。几年即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民生公司由小到大，艰辛发展，十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30年代已拥有大小轮船116艘，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长江航运的主力。

卢作孚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着一副联句，可见他的胸怀:“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他要求:民生的每个员工都要做民族的精英。他经常对员工们讲:我们应一致反对的是空谈，应一致努力的是实践；天下事都艰难，我们如能战胜艰难，天下便无艰难事。1938年9月，卢作孚号召民生公司职员为抗战服务, “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卢作孚的运筹之功

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号1926年7月首航嘉陵江。

当时，在宜昌的民生公司，楼上楼下都是焦急盼望购票的人，请客、交涉、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秩序相当混乱。卢作孚看在眼里，苦思良策。他果断下令，停止一切交涉请客，马上组织安排抢运。在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他通宵达旦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10月24日清晨，他亲自向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

公司成员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怎么能够在40天内，将所有的人员和货物运走。卢作孚演示了他的计划: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

为了尽快抢送难民难童，他对客运舱实行“座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座票，这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客运量。同时，他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十分之一。

鉴于三峡航段不能夜航，他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运载轻型物资。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第一批上船的即有卢作孚亲自护送进舱的几百名孤儿难童。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他们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船边岸上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不几日，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卢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个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深夜他还要到江边各个码头去检查装货情况。

绝世伟绩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第二次声明，宣称要彻底消灭国民政府，建立东亚新秩序，在华日军加紧了对湖南、湖北的攻占。遭遇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后，日军对宜昌实施疯狂的轰炸。宜昌至重庆航程近千公里，10个多县，险滩多达数百处，敌机不间断地在峡江航线轰炸，民生公司的船队每天都有损失的消息传来，轮船、木船被炸毁。每天民生公司都有员工献出生命。在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

1938年12月，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突然完全宁静下来，卢作孚独自一人在宜昌码头巡视了很久，堆积如山的设备物资已被全部运走，人员也被撤运一空，宜昌大撤退奇迹般地胜利结束了！

紧接着，卢作孚又安排公司各机构继续运送西迁的难民和入川的物资。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从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厂、兵工署巩县分厂、兵工署汴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去年，央视某期《东方时空》专题节目对此评述道:“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历史不会忘记40年代民生公司向远洋航运发展，航线遍及香港、台湾、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1950年，卢作孚到香港，组织民生公司海外轮船18艘回归祖国。他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曾说过：“搞交通运输，不要忘记卢作孚。”

卢作孚一生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将公司经营的盈利全部用来再发展，自己只在公司按月领取一份工薪。1952年2月，当他在忧愤中自尽时，家里一贫如洗，他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消息传出，毛泽东、周恩来、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等深表惋惜。

晏阳初说:“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晏阳初《敬怀至友卢作孚兄》)

孙越崎说:“正当党和国家将畀以重任的前夕，作孚先生不幸于一九五二年初过早去世了。同年3月，我返京途经重庆时，曾去重庆民生公司吊唁。待我回到北京，方知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为作孚先生的去世深感悼惜。”(孙越崎《不断开拓前进的卢作孚先生》)

梁漱溟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古之贤哲焉。”(梁漱溟《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

1980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中共四川省委作出《关于卢作孚先生的结论》，称卢作孚一生“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今年2月8日，是卢作孚先生不幸逝世五十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人格卓越的爱国实业家在抗战时期，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不朽功绩。

附

毛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市委党史研究室)点评

　　卢不仅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为抗战日夜操劳，而且具有很强的创业精神。虽然有万贯家产，但他仍非常节俭，粗茶淡饭，陋室布衣。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全国兵工工业、航空工业等重要物资均堆积在宜昌两岸，还有近10万难民等待入川。

　　此时，除了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船只，几乎再无别的船只可以征用，国家工业命脉一下子握在了卢作孚的手中。

　　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次长

　　1925年，32岁的四川人卢作孚，靠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花8000元购买了一艘小轮船，创立了以航运为主要业务的民生公司。那以前，他还做过教师、记者。

　　10年后，民生公司发展成川江（长江宜昌以上水系及支流）航运的龙头，拥有大小轮船100多艘，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

　　1937年底，卢作孚到武汉不久，国民政府改组。卢作孚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

　　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回忆，卢作孚“一反过去不愿担任政治上的职务的决定，接受了这一任命，他的目的绝不是做官，而是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担负起救国的重担”。

　　卢作孚面前摆着极为紧张的运输任务，从长江下游和华北、华中、华南撤退到武汉来的设备和器材，需要继续运往长江上游；成千上万涌到武汉来的难民，需要运进四川；还有许许多多抗日的军队和给养，需要从大后方运到前线。

　　抢运320余家工厂入川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民族工业在战火中遭到严重损失，迁出的工厂不及10％。

　　《武汉抗战史》记载，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吸取了教训，决定将武汉本地和内迁到武汉的320余家工厂全部迁到四川等地，以保证后方生产安全。因准备充分，搬迁较为顺利。这其中，民生公司发挥了很大作用。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一书援引民生公司统计资料显示，1937年底到1938年8月底，从汉口抢运入川军工器材3．8万吨、政府机关公物6． 9万吨、工厂设备7900吨。在武汉的新华日报社的印刷设备和人员也是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转运去重庆的。该书还称，民生公司在这大半年的运量，与平时五年的运量相当。

　　也有史料称卢作孚这次“做了一笔好生意”，因为当时规定对征租的船只按营业额平均值付款。武汉抗战史研究者毛磊教授认为，按照正常水平收费是正当的，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即是爱国。

　　“民族工业”滞留宜昌

　　卢作孚在抗战时期最惊心动魄的壮举是指挥了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两天前，卢作孚到达宜昌。这时，宜昌各种待运物资9万吨，各种滞留人员3万多人。而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写道：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还详尽叙述了摆在卢作孚面前另一个严峻的事实：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尚能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将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在40余天的时间内运走。而当时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难民和伤兵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宜昌，几十万出川作战的部队和物资，也急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敌机已飞临宜昌，日军还在向宜昌推进。要完成这么大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整整一年。

　　连夜制定抢运方案

　　胡凤亭著《船王卢作孚》等书较为详尽地叙述了卢作孚在宜昌指挥大撤退的全过程。

　　卢作孚到宜昌的当天晚上，就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彻夜开会，于次日清晨拿出了抢运方案：整个运输分三段航行。

　　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大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峡，当即返回，再由别的船运至万县返回，最后从万县直运入重庆。

　　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往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壮丁顺江而下。卢作孚同时估计到三段航运的第一段，即宜昌至三峡，不但航线艰难，而且最容易受到敌机轰炸，所以在三斗坪、青滩、巴东、巫山、奉节等地设多个转运站。为抢装物资，在川江各港口增设码头，临时增加雇工3000人。

　　卢作孚同时宣布，每只轮船运输任何单位的器材、什么时候装载出发、航程具体的运输安排，由自己负责。三峡航段险恶，夜间不能航行，所以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早装早走，马上行动。

　　10月24日上午，第一艘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开出宜昌。那一天，卢作孚没有忘记保卫几百名战争孤儿。他亲自将这些孩子送上第一艘离开宜昌的轮船。汽笛声中，这些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

　　运量堪比纽约世贸大厦清墟

　　1938年12月，卢作孚独自一人在码头巡视了很久：堆积如山的器材已被全部运走，人员也被撤退一空，喧闹的宜昌城完全宁静下来。

　　宜昌大撤退奇迹般的胜利结束，这被后来人称为“中国工业上的敦刻尔克”。二战中，英国海军调动所有的水上运输工具，用10天的时间将被围困在法国敦刻尔克的30余万盟军，从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中抢运回了英国，史称敦刻尔克大撤退。

　　在包括宜昌大撤退在内的抗战初期抢运中，民生公司先后有117人牺牲，76人致残。1941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民生公司有30艘轮船抗战有功受到嘉奖。

　　据报道，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纽约市政府用9个月时间完成了世贸大厦南楼和北楼双塔废墟的清理，共运走了93万吨坍塌大楼的物料。9个月93万吨，月均10万余吨，这和宜昌大撤退的40天9万吨器材、3万多人员的运量基本相当。

　　“布衣船王”闹笑话

　　24艘轮船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长江各港口之间，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当时随从协助卢作孚指挥调运的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人回忆，卢作孚每天都会出现在宜昌的各个码头，实地查看，发现问题，疏通梗阻。

　　卢作孚一向布衣布鞋，曾经闹过许多笑话。他在港口指挥调度、“指手画脚”时，常有人出来干涉，要他走开。当听说这个人就是卢作孚总经理，是交通部大官后，人们不觉摇头咋舌：他就是卢总经理？真看不出来呢！

　　童少生回忆，每天早晨，宜昌总得开出六七艘轮船，下午总得有几艘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轮船刚抛锚，就开始紧张地装货了。

　　两岸灯光照耀着下货，船上灯光照耀着装货，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汽笛不断地鸣叫，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

　　在翻阅有关卢作孚的史料时，记者看到不少关于卢作孚本人生活简朴的描述。一位友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居室：又闷又潮，低低的天花板下面，挂着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黑漆的衣橱年代久远，没铺桌布的写字台，竹制的书架外加两把旧藤椅，这就是房中仅有的一切。

《内部参考》1952年35号130页，《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

我国最大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突于二月八日自杀身死。自杀原因尚待了解，外间揣测可能是：
　（一）解放前卢与蒋匪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
　（二）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很严重，害怕坦白和被检举，据说民生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卢贪污事情。
　（三）民生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沈，卢的周围也有特务，卢死的原因甚为可疑。
　卢是国内航业巨头，在四川影响尤大，但死后却少见议论，主要是因为工商界进行“五反”甚紧，人们不便顾此，有的人也不敢发言或表示态度。记者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们均故作镇静，但言语之间仍透露了他们的心意。上层人物如李仲平（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认为卢死并不突然，甚至说：“死得其时”，意谓再活下去将来查出政治问题仍不得好死；中、小、工商业者则传说纷纷，揣测死因，表示惋惜。目前工商界消极情绪很浓，有的说“五反后我把产业卖了，不干了”。
　民生公司内卢所培养提拨的高级职员曾号啕大哭，童少生也哭了，该公司附属的民生机器厂副厂长说：“卢作孚白手兴家（卢青年时候是一贫苦小职员，由于攀附得法，迅速变质为资本家， 以后从掠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大资本家），平生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落得这般下场，有些可惜”。但在该厂工人中则确认为卢有政治问题，情绪未受影响。

——《1949－1976年间中国各阶层的自杀问题》

Reference:
http://news.sina.com.cn/c/2005-07-20/08436480105s.shtml
http://www.lsfyw.net/Article/zgjxd/kangri/mzzh/200510/4230.html